k8凯发集团本文结合笔者多年对农民新媒介实践的观察与田野研究,关注农民AI数字素养的技能构成要素、数字差序格局的差异状况与影响因素,并提出建构人工智能助农普惠共富的建设性路径。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升级迭代,以DeepSeek为代表的技术应用逐步渗透至乡村社会的各个环节。AI助农场景日益丰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注入动力,技术普惠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印发《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提到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时代发展红利,助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到实施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
近年来,在新媒体技术的赋权下,各地农民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方式重塑农产品产业价值,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扩大农产品销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农民新媒介实践中的AI助农场景越来越丰富,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电商直播得以智能化升级,直播数据监测更为精准高效。智能剪辑工具降低技能门槛,在农民的新媒介实践中,出现了“AI分身”助农、AI绘图生成乡土疗愈视频、“农博智问”平台智能互动、AI生成乡村虚拟主播24小时直播带货等新现象,为农产品的销售开辟了全新的渠道。
随着数智技术嵌入乡村产业,催生新质农业生产力,乡村振兴的数字化发展迎来新机遇。人工智能助力农民电商产业等高质量发展,成为富有潜力的战略方向,也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方向。关于人工智能助力农民新媒介应用及电商产业,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助农的应用领域与现实意义。郭婉君、王晴川分析,Sora、DeepSeek问世,开创了人工智能驱动图像生产的新时代,生成式AI推动短视频内容创作流程全面智能化。[1]张卿、张雪提出,数智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智能设备在农村生产生活中使用,为乡村发展带来全新动力与模式路径,加快现代化转型。[2]
二是人工智能技术对数字乡村振兴的影响。肖龙、马超峰关注乡村数智化治理转型的新质生产力逻辑,提出通过人工智能与群众智慧的“双智融合”,实现科技向善。[3]高嘉遥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与文化的融合点,创新乡村文化振兴价值优化路径。[4]雷浩然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是推进数字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有效方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5]
三是人工智能技术普惠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精细设计增“智”增“效”,从而显著赋能地方政府的共同富裕政策实践。[6]李媛媛、周欢提出,扎实推进农村共同富裕,通过DeepSeek赋能乡村普惠的驱动作用,为农村集体经济注入新活力。[7]汤临佳等总结,人工智能的数据要素赋能,通过资源编排实现乡村共富资源的优化配置。[8]郭健明分析,乡村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薄弱区域,为促进村民共享发展红利和民生福利,需要把握数字乡村机遇。[9]
现有研究多关注AI助农的新媒体实践尝试、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AI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数字经济技术普惠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层面,对于农民AI数字素养的框架能力构成、差异化原因、技术普惠的障碍与建设性路径等问题关注较少。
数字时代技术不断更迭,数字素养作为基本生存技能与必备素养,成为“信息社会的重要资产”。数字素养是人们数字化生存的基础,也是实现美好生活、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10]近年来我国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等,对有关农民数字素养问题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2023年《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提到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持续推进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开展智慧农业应用、直播电商等课程培训。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
数字化时代带来数字化复杂系统,数字素养是适应这一系统的工具和“武器”。传统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强调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以血缘亲缘为基础。[11]互联网重塑乡村的关系结构和权力格局,带来了新的数字差序特征。本文结合笔者多年对农民新媒介实践的观察与田野研究,关注农民AI数字素养的技能构成要素、数字差序格局的差异状况与影响因素,并提出建构人工智能助农普惠共富的建设性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是获取、理解、整理和批判数字信息的综合能力,是数字社会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信息获取、制作、使用等素质的集合。[12]农民数字素养是数字化情境下农民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具备的或形成的有关数字知识、数字技能和数字意识的综合体[13],是农民对数字媒介的应用能力和对媒介的感知与理念[14]。
关于农民数字素养的构成,李春秋等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数字乡村建设的农民数字素养包括数字通用素养、安全伦理素养、交流素养、创作素养和数字问题解决素养五个维度。[15]李宣等从意识、学习、生产、经营、伦理五个层级构建了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框架。[16]武小龙认为农民数字素养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层主要指数字通用素养,应用层包括数字社交素养、数字文化素养和数字问题解决素养,价值层包括数字创作素养和数字安全素养。[17]
关于人工智能素养的框架分析,学界的核心观点有三种。一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性技术范式、拓展性实践工具和创新性赋能平台等属性,把人工智能素养分为智能认知、融合应用、智能创新的三维框架。[18]二是把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综合概念框架分为“知识与理解”“运用与实施”“评估与创造”“伦理与安全”。[19]三是将人工智能素养核心内容归纳为“认知—技能—应用—创新—伦理”五大维度,整体呈现出技术导向、工具驱动、创新拓展与伦理关切。[20]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新特征包括低成本算力、智能交互与场景化融合等融入乡村生产生活中,也激发着农民的应用需求和创作活力。本文提出的农民AI数字素养,是农民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所需要的数字素养,包括农民具备的基本人工智能知识和学习能力,运用智能技术进行内容创作、数据分析、精准营销的能力,以及安全规范的意识和屏蔽风险的能力等多维度能力素养。结合学界的研究框架,笔者将农民AI数字素养具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础应用素养,二是应用创新素养,三是安全规范素养,不同素养框架对应着不同的应用场景。
基础应用素养体现为农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理解、知识学习和基础操作能力,能够使用智能设备进行信息获取、处理与交流。这一层次的素养是农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认知技能素养,包括合理选择和使用生成式智能工具的能力。数字电商经济,注重内容生产与流量标识的数字指标。农民AI数字素养体现在内容创作、故事讲述、流量技巧摸索、算法推荐机制认知等实践应用中,其中,认知技能素养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乡村短视频创作和直播电商场景中,农民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创作流程全面智能化,具体表现为素材的自动生成、内容的创意生成等。农民在新媒介实践中,开始探索运用AI辅助视频剪辑与特效制作,智能文案生成与内容优化等。陕西周至县的巾帼创业就业致富带头人任东侠,在学习“DeepSeek智能文案生成+剪映高效剪辑”实战课程后,短视频脚本创作时间从半天缩短至10分钟,还能自动适配热门模板,提升传播效率。湖北郧西县关防乡组织村民使用DeepSeek等工具生成农产品宣传文案,并通过剪映完成智能剪辑。其中,村民范启香仅用5分钟就制作出融合当地梯田风光与乡村辣椒晾晒场景的动态短视频,传递乡村美好,解决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识”的困境。此外,有农民用AI图文成片功能快速制作乡村小院静谧生活的疗愈类短视频获得关注;有的则用AI绘图生成乡土元素壁纸,语音合成实现零门槛配音。
人工智能应用创新素养是指农民在新媒介环境中,在掌握基础应用技能后,能够进一步运用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分析、模式识别和创新应用,这一层次的素养是农民在数智时代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键。例如,农民在电商营销中运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市场趋势预测、消费者行为分析,进行农产品精准营销、乡村旅游资源推广,从而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电商销售的持续增长。此外,还可以在电商直播中进行直播数据与用户画像的监测与分析,探索乡村虚拟主播与数字人技术的创新应用等。
具体到内容生产实践中,2024年9月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省青岛市首个特色农品数字人直播间开启,数字人主播“青小丰”24小时不间断直播带货,推介青岛特色农品。山东阳谷县高庙王镇通过电商“一村一品”项目,引入AI数字人直播技术,村支书钟生硕带领村民利用AI生成虚拟主播形象,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直播带货。广东茂名荔枝产业大数据平台接入DeepSeek大模型,分析历史销售数据与消费者偏好,生成热门话题标签,种植户结合AI推荐的市场趋势调整直播内容,大力提高生产效率。宁夏贺兰县保南村郑春通过真人数据采集生成AI数字分身,推广羊肉面等特色产品。虚拟主播定制形象与语言风格,拓展了农产品销路并提升观众参与感,为乡村品牌注入活力和个性。
安全规范素养是农民在运用智能技术时,具备对AI幻觉的警惕能力和伦理反思能力,对人工智能安全规范的理解和遵守能力,包括数据隐私保护意识、防范AI技术滥用与误用的能力,以及在使用AI工具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农民须确保个人信息与农产品数据的安全,避免泄露给不法分子,同时在使用AI进行内容创作与电商营销时尊重知识产权,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这一层次的素养是保障农民在数智时代安全、合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前提。
和前两类素养不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安全规范素养成为一种必要且急需的批判性数字素养类型。个体可以通过建立主观能动性和批判社会性来培育批判性数字素养。[21]由于很多农民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处于摸索起步阶段,对AI幻觉(如编造虚假信息)缺乏警惕,可能存在指令遵循不当、虚假信息生成、偏见传播甚至潜在的危害性行为。数据收集与使用不当,可能导致严重的隐私泄露与安全问题。有农民被各种收费的人工智能“自媒体”培训坑骗,经济利益受损。农村中老年群体防范意识薄弱,有不法分子通过AI换脸、语音克隆等技术对乡村老人实施诈骗,如用AI生成中医“非遗传承人”证书兜售“神药”,欺骗农民。安全规范素养要求农民警惕AI幻觉,培养技术运用的伦理反思能力,确保在使用AI技术时既能享受到其带来的便利,又能有效避免潜在的风险。
数字化时代带来数字化复杂系统,数字素养是适应系统的工具和“武器”。传统乡土中国的基层结构,在费孝通看来,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22]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重塑乡村的关系结构和权力格局,带来了新的数字差序特征。现有研究对农民数字素养的共性特征和影响层面论述较多,而在差异性因素和差序原因上较少论述,以下分为三个层次展开。
农民AI数字素养的差序格局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中的“新差序”,技术获取、使用能力、资源分配的层级分化。数字素养随着媒介生态的发展与变迁有着分阶段迭代的趋向,并非静态的线性积累,DeepSeek、快手可灵等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不断升级,用户要有快速学习的能力。而技术应用的差异,和个体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不同学历水平,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电商环境等有关。
AI数字素养的生成是需要不断学习的,由学习者通过内部认知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对认知进行深度加工,实现知识、技能、态度的有机整合,促进知识转化为素养[23]。数字素养的生成并不能简化为工具技能的习得,还有自身能力基础的媒介化重构,呈现出从基础操作到高阶批判能力的递进过程。
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加速,使得一部分农民能够迅速掌握新技术并从中受益,而另一部分农民则可能因为学习能力、资源获取等方面的限制,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从而加剧了数字鸿沟。此外,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一些农民能够利用AI技术进行数字人分身创作、精准营销等高级应用;而另一部分农民则仅限于使用基础的信息查询、交流沟通等功能。这种差异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和收益,也制约了乡村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的农民新媒介实践是深度媒介化语境下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部分,其背后隐含着平台的算法技术与流量机制。平台算法成为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这一“不可见的行动者”给乡村产业及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带来深远影响。在算法分发技术加持下,只有构建高匹配度的视频流供需关系,掌握清晰“用户画像”,才能在云端扩销路,为乡村产业发展创造红利。[24]
流量生态下,当前农民群体在数字经济产业中的适配能力参差不齐。一部分农民缺乏对平台规则、注意力经济和流量逻辑的了解,难以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和受众偏好,导致他们的内容创作和产品推广难以获得足够的曝光和关注。这种流量生态的适配差序,呈现出动态效能的变化,很多乡村主播在测号、养号阶段很快就被淘汰出电商经济洪流,变现动力很快成了泡沫。而一些乡村主播借助算法规则设置明晰的身份标签,例如抖音平台新农人榜单中的用户“康仔农人”“念乡人周周”等,能够很好地运用算法规则进行传播。
在数字时代,除了技术应用适配,乡村主播的人设构建与维护也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主播的流量获取、粉丝黏性和商业变现能力。流量逻辑下一些主播策划吸引眼球的不良事件,如“东北蛇哥”策划假死,还有的炒作山区少女早婚早育,造成不良影响。2024年,拥有千万粉丝的乡村网红“东北雨姐”因带货造假事件导致人设崩塌。智能技术赋能下,乡村主播在追求流量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对社会公序良俗的遵守,要对人设标签进行精心打造和长期维护。一旦人设崩塌,不仅会失去粉丝的信任和支持,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对乡村主播的职业生涯和产业链条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数字素养和村民的社会资本有关,数字素养对不同特征村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25]“流量社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流量作为新生的社会分级标准,重塑了原来基于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分层体系。[26]直播电商时代形成了多层级的乡村主播,头部主播是权力和声望的集大成者,中部主播成为致富者与乡村中的微名人,而尾部主播依旧是无名的数字劳动者。[27]
笔者近年调研多名广西乡村网红,发现他们注重利用算法平台的粉丝画像等数据调整创作内容,流量资源与社会身份显著关联。流量大且内容积极正面的网红,获得的荣誉更多,提升了社会资本。例如头部主播赖家益是广西政协委员,“巧妇9妹”是广西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康仔农人”是广西“助农推广大使”、2024乡村振兴“新农人”头部带头人。这三名头部网红都是抖音“乡村守护人”,而尾部主播的内容生产则更多是无名者,依附于核心主播导入的流量,无法实现良性的带货功能。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惠性应用,可以增强乡村主播的内容创作能力,而乡村主播拥有的网络资源不同,影响其社会资本积累的速度及网络地位。尾部乡村主播由于资源匮乏,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重复劳动,不断模糊工作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最终成为数字工厂中加速资本积累的齿轮。[28]这种由网络资源差异导致的社会资本转化差序,不仅体现在乡村主播的个体发展上,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乡村社会的数字劳动分层。对于流量可持续性的维护,不同层级和定位的网红选择不同的策略,农民AI数字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其内容创作的整体提高,提升新型文化资本,而社会资本的多寡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产业发展和向上社会圈层流动的可能。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提到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乡村特色产业、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和协同发展。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并赋予共同富裕以正义支撑,其价值体现在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29]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促进乡村共富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乡村共同富裕建设产生积极效果。[30]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可以弥合“数字鸿沟”。农民AI数字素养的培育是实现普惠共富的关键环节,为有效提升农民的AI数字素养,须采取多元化的培育手段。
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面对农民AI数字素养的差异问题,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到农民AI数字素养的培育中来,运用线上与线下教育资源,为农民提供系统、实用的AI技能培训。例如,线上平台可以发布系列教学视频、在线课程和互动问答,方便农民随时随地自主学习;线下则可通过举办培训班、工作坊等形式,邀请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和答疑。针对数字差序格局,可以设计差序化学习路径,设立分层培训体系,开发地域特色导向的定制化课程。
同时,创新多渠道培育机制必不可少。企业开发适合农民使用的AI工具和平台,注重实用性和易用性,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和使用习惯。社会组织则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连接政府、企业和农民,推动各方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例如,浙江省衢州市创新性地采用共富作坊与共富学院模式,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乡村发展实践,系统更新培训内容、扩展培训覆盖面至供应链管理和客户服务等环节,提供个性化、持续性支持。[31]广东省举办农业AI培训班,指导惠州博罗县合作社将AI技术应用于田间管理,并通过直播分享经验,形成“技术共享—实践反馈”闭环。此外,还可以探索“场景化实训”、社区教育与实践基地建设融合、数字技能帮扶与结对学习等。
人工智能时代的乡村主播等新媒介实践主体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形成以地域、血缘、师徒、商业合作等逻辑的聚集生态和共创模式,其中依然体现出中国乡村传统的差序格局重要特征,以家庭为基本单元,以血缘、地缘为中心向外推延。信息传播技术打破了时空限制,乡村交往行为日渐突破血缘、地缘关系的边界,平台云端互动实践转向数字化和“超地域化”。[32]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并未完全解体,对当前农民组织化发展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33]
在互联网时代的乡村社会,媒介成了影响关系格局的新变量,激活传统格局的治理资源,可以探索采取因地制宜的协同发展路径。乡村媒介实践形成了“媒介展演—产品带货—消费互动—价值赋能”的传播循环,推动了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伦理型乡村向以合作、多元、协同为主的数字型乡村转向。[34]从数字差序到联盟战线,乡村主播用合作共创等形式,激活乡土熟人社会的在地情感共同体,反哺数字素养的提升,形成数字素养提升的螺旋升级模式,分层次、分场景、分阶段提升数字技能。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下,传统的乡村组织转向乡村媒介实践的群体再组织化,提升新型乡村共同体驱动文化再生产的内生能动性,从而实现“传统的再造”,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农民通过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数字素养,而且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技术普惠要和时代战略紧密结合。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并赋予共同富裕以正义支撑,其价值体现在改革成果全体人民共享。共同富裕需要通过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结构,调整生产关系。[35]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把握“数字乡村”机遇,通过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在村民共富进程中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智慧。[36]农民在使用AI技术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AI数字素养,通过共享AI学习资源和技术,促进乡村地区的技术普及和应用,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学习共享协作机制方面,可以建立AI学习共享平台,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乡村农民提供便捷的在线学习渠道。通过平台,农民可以接触到最新的AI技术和应用案例,提升数字素养技能水平。可以探索校企合作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例如广东高校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开展“AI赋能,创意引领”培训,加快推动AI+电商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振兴场景中的应用。加强协作机制建设,鼓励农民之间、农民与企业、高校等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合作,各主体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AI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和发展。注重技术普惠,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推动AI技术在农业生产、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广泛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乡村治理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在乡村振兴与数智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农民AI数字素养成为激活农村内生动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关键要素。农民AI数字素养由认知技能、应用创新、安全规范三维度构成,其应用场景涵盖知识学习、电商营销与伦理反思,但实践中呈现显著的差序特征:技术应用层面,农民因能力迭代速度差异形成“数字能人—普通用户—边缘群体”层级分化;流量生态中,规则适应与人设维护能力决定资源获取效率;社会资本层面,网络资源占有与数字劳动回报差异加剧数字红利分配不均。这种新差序格局既源于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惯性,又受制于技术工具使用效能的不均衡。
提高农民AI数字素养,可以采取“螺旋升级—协作共享”双轨路径:一方面,通过政府、企业、高校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基础培训—场景实训—创新孵化”培育机制,推动AI素养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跃迁;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赋权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以共享协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与资源再分配,实现“技术普惠—能力再造—共富增值”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数字人力资本支撑。在智能技术的推动下,农民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超越了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更加注重合作、共享与协同,推动AI助农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协同”,未来进一步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实现从科技向上的技术普惠到推进共同富裕。
【本文为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数字时代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阐释与创新路径”(编号:21LLWXB085)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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